■本報駐京記者樊江洪 王烜
  本報5月12日曾刊發一條“尋人”的線索徵集,名為《新聲小學的孩子》。這是一幀攝於1949年的老照片,圖中上海新聲小學師生正在參加慶祝開國大典的游行。新時代的新氣象,從那些稚氣的臉龐折射出來。65個春去春來,當年的孩子已經年逾古稀,健在的老師也入凍梨之秋。
  “這是自己的母校嗎”
  “照片右側這些學生中有我,當時我11歲,剛上六年級。”近日,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名譽會長陳士能指著本報刊出的這張照片說。
  陳士能,今年七十有六,個頭高大,舉止文雅,曾擔任上海市輕工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,1984年任輕工業部副部長,之後到貴州擔任副省長、省長,再後任國家輕工業局局長、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會長和名譽會長。
  5月12日上午,陳士能習慣性地閱讀《解放日報》,忽然發現一版上的一張舊照片,標題為《新聲小學的孩子》,心頭一怔,這是自己上小學的母校嗎?這是自己參加過的活動嗎?他有些不敢肯定,遂打電話給當時的新聲小學教務長楊功德。91歲高齡的楊老師接到電話,立馬讓人買了張 《解放日報》,他拿著放大鏡一遍遍地仔細端詳,往昔的畫面再次浮現在老人眼前。
  那是1949年10月,新中國的建國之聲響徹寰宇,上海萬眾沸騰,3天放假 10日狂歡。10月8日,上海舉行60萬群眾慶祝開國大游行,是為“上海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偉大行列”。在前往當時的跑馬廳(如今的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)參加游行慶祝的人流中,就有來自新聲小學的學生隊伍。那幾日上海風往雨來,街道泥濘,但人們歡慶的熱情高漲。新聲小學的孩子們也是這樣,他們很多人捲著褲管,手擎國旗和橫幅標語,歡呼歌唱,情緒高昂。
  新聲小學是當時一所有一定名氣的私立小學,位於今延安東路北側、上海博物館附近,那時是愛多亞路966號,對面是南京大戲院,也即未整體移動前的上海音樂廳。學校有教師十五六人,學生200多名,共六個年級,一個年級一個班,創辦人兼校長是胡志明。 下轉◆5版
  (上接第1版)楊功德老師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到新聲小學任教務長的。據他介紹,新聲小學設在一座兩層樓的二層,一層是私立嘉定銀行,還有個無錫同鄉會,新聲小學則從樓邊上的一個小門上去。由於請的老師好,教學質量較高,小有名氣。校長胡志明是國民黨員,但他辦學開明,主抓教學,其他不管,應該說是位職業教師。當時有一位叫張濟公的老師,很有才華,公民教育課他不用統一教材,而是自己從進步書店購買教材授課。“我們那位胡志明校長聽到張濟公給學生講一些革命論調的話,他並不阻撓。”
  可是,沒有不透風的牆,大約1947年底的一個早晨,張濟公在新聲小學上學的弟弟告訴楊功德,說哥哥昨晚被抓走了。楊功德當天傍晚就來到張濟公家,慰問張濟公母親。後來他從學校附近的運動商店老闆那裡聽說,張濟公是被保密局帶走的。“張濟公被抓後兩天,來了一個名叫齊明的人,說是可以替張濟公上課。校方簡單詢問了一下,就接受了,其實齊明也是共產黨員,我知道有的學生受他影響,還幫他上街貼過標語,但我不跟任何人說。”上海解放後,楊功德聽到張濟公出獄的消息,便和胡志明再次把他請回學校任教。
  新中國成立後,新聲小學更加註重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。那時候,生活在上海灘的孩子很少有人懂得什麼叫地主、什麼叫佃戶,也不明白什麼叫剝削壓迫,學校就組織學業和品行良好的學生去看戲。陳士能清楚地記得,他看的第一齣戲是郭蘭英主演的歌劇 《白毛女》,在南京大戲院演出。“看《白毛女》使我第一次接受了階級教育,對於在城市長大的我來說,劇里表現的事情是聞所未聞的,心靈很受震動。明白了農村有地主,社會上還有這樣的剝削。”另一齣戲也給陳士能留下很深印象,那是蘭心大戲院上演的兒童劇《小雪花》,講美國白人和黑人孩子的故事,是對美國黑奴制度的控訴。建國之初的蘭心大戲院主要上演兒童劇目,新聲小學曾多次組織學生來這裡看劇。學校還組織學生排練歌劇《白毛女》,大家通過排練演出,思想認識都有所提高。
  之後,上海對學校教育進行改造,全部私立學校轉為公辦學校,新聲小學公辦後繼續在原址辦學,1950年代中後期黃浦區進行並校,新聲小學被並,從此消失。
  “影響了我一生”
  陳士能回憶說,上海解放前三天,新聲小學考慮安全就放假了。陳士能的家在新聲小學附近的龍門路上,5月25日一早,他和媽媽打開家門,就發現不遠處的大世界樓上,已經掛起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,但在不太遠的外白渡橋一帶隱約還有零星的槍聲,說明那時局部地段已經解放。又兩天,上海全部解放,解放軍入城,威武雄壯,市民們看了很是興奮。
  伴隨著歡慶,新聲小學複課了,老師們上課之餘,思考著如何為新上海出點力。楊功德發現,連年戰亂導致上海出現大批貧困家庭,很多家庭只讓長子上學,有的家庭連一個孩子都上不起,還有些孩子只上了兩年級就被迫退學。這些孩子無所事事,整天在弄堂玩耍,甚至流落街頭。楊功德與幾位老師商量後,作為發起人向校長提出了搶救失學兒童計劃,得到認可,新聲小學由此多了一塊招牌:新聲義務夜校。從1949年秋到1951年秋,兩年間200多名失學兒童在此接受教育,課程為小學1至4年級。
  “這個小學的校風好,很註意培養學生的公益心,在那場搶救失學兒童的活動中,學校讓我當‘小先生’,這件事可以說影響了我一生。”陳士能介紹,新聲小學辦起義務夜校後,深受貧困家庭歡迎,家長們紛紛帶著失學孩子前來,很快就有上百人報名。老師們一看這情況,明白僅靠十多位老師是不夠的,就讓他和五、六年級的10多名成績優秀的學生當起了“小先生”,教一、二年級的語文、數學、自然和音樂,而三、四年級的課還是由老師們講。學校原來每天下午3點半就放學了,新聲夜校開學後,從下午3點半到晚上7點,教室里又響起琅琅讀書聲。
  這段“小先生”經歷,是對陳士能的歷練,不僅強化了課本知識,而且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知,培養了他的工作能力。至今,陳士能還珍藏著一本60多年前的小本子,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,抬頭寫著:第一屆小先生陳士能留念。這是第二屆“小先生”和夜校學生給陳士能的簽名冊,許多不工整的字跡正是夜校學生的簽名,蘊含著這些曾經失學的孩子們對這位“小先生”的情誼。“這也是我思想上的一次洗禮,感到做人要有責任感,要永遠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。升入中學後,我還回去教了一段時間課。”陳士能說。
  還想再見見同學們
  1956年陳士能中學畢業後考入青島艦艇學院。軍校兩年,他是全年級成績最好的3名學生之一。本懷揣著做革命軍人理想的陳士能,不料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“嚴重溫情主義”帽子,在軍校重組時沒有到大連繼續學業,而是回到上海。回滬次年,他再次參加高考,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專業,走上了另一條技術道路。這使得陳士能有兩個大學畢業證。
  清華的學習讓陳士能有很多收穫。1962年大學畢業後,陳士能被分配到上海合成橡膠研究所從事有機氟研究。1965年底,他懷著報效祖國的熱情,主動報名參加三線建設,獲得批准。在結婚56天、妻子剛懷孕、母親生病住院時去往四川,成為籌備中的某大型軍工企業的中心實驗室主任,領導100多名科技人員。之後又到陝西工作。直到1978年調回上海。不惑之年的陳士能進入上海市輕工業局做了一名技術人員,在這裡他遇到一位新聲小學的校友,與楊功德中斷了20多年的師生情誼得以重續。改革開放後,陳士能出色的業務能力很快受到重視,先後在上海、北京擔任要職。
  如今已卸去繁重政務的陳士能,格外珍惜情誼的無價。兒孫繞膝的他很享受看望老師的時刻,在老師面前,他或許還能找回孩子般的童真。
  對楊功德而言,儘管他的人生也曾經凄愴,遭受過審查,但終究沒有離開三尺講臺,1955年,他調到江陰路小學,後又調到汾陽路小學,在那裡工作到60多歲才退休。作為在小學工作了一輩子的高級教師,他可謂桃李滿天下,退休後還有一些學生來看他。2013年,楊功德90歲生日時,陳士能特意從北京趕來,為他祝壽。如今,楊功德老人和同庚的老伴生活在長風三村,除了雨天,每天都去長風公園散步,身體健康,連拐杖都不拄。五個兒女皆已退休,經常來看望他們。楊功德還介紹,他和張濟公、胡志明後來雖然不在同一所學校工作,但還是有聯繫的,他倆也都在教育界工作到退休,生活都很美滿,直到去世。
  “希望看到解放日報的新聲小學的同學們能和我聯繫,我想在有生之年再見見同學們,你們也都老了,大家應該聚一聚了。”91歲的楊功德老人言辭懇切,希望師生們一同回味上海解放65年來的光輝歲月和無悔人生。
  但願當年新聲小學的莘莘學子能聽到老師的呼喚。
  (原標題:“我就在這張照片里!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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